这种以拥护某某公仆为法定义务的所谓公民，简直还不如六十年前的臣民。
那么，真正值得思考的是：在建国初的54宪法为什么不写历史而82年宪法为什么要书写斗争的历史？何香凝等民主党派的委员为什么想要在序言中表达斗争的历史？他们想要表达的是一个怎样的历史？对此我们无法确知。[12]秘书处在宪法修改中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
全国人大宪法工作小组收到王银祥的建议后，决定采纳他意见中的一点。[14]许崇德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下），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04页。但要做到全国各族人民广泛深入的讨论，提出修改意见，必须在各级党委领导下进行。胡绳就宪法修改草案的最后修改情况作了说明，委员们一致同意这个草案和关于草案的说明。宪法草案经过了广泛深入的讨论，民主就不仅是体现在宪法的制度中了，它还体现在宪法产生的过程中，这样的宪法就可以被称为人民宪章。
三、全民大讨论只有精英的共识而没有人民的拥护，宪法将失却根基。讨论伊始，许是思想不统一，也许是受到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讲话的感召，这次修改宪法时思想比较解放，许多重要的国家体制问题都提出来讨论过：如可不可以建立‘三权分立的制度。在民事诉讼制度发展史上，给付诉讼是产生最早亦是最为基本的诉讼类型[1]。
这是因为由于牵涉到多数人的利害关系，因此也需要特别强调法律关系的划一性，故而基于这种诉讼的形成判决在多数情形下都具有对世效力[32]。该观点认为，行政行为即便有瑕疵，除属当然无效的情形外，需要以诉讼判决加以撤消后，才能否定其效力[13]。[24]吴庚著:《行政法之理论与实用》，三民书局2008年版，第158页。[30][日]宫崎良夫著：《行政诉讼之诉讼标的》，陈清秀译，载《宪政时代》1990年第16卷2期。
行政诉讼制度是有权利必有救济原则的制度性保障，公民在实体法上的权利以及实体法上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要件，应为行政诉讼标的之内核。这一借鉴民法的分类方法对行政实体法与诉讼法的连接具有重要的意义。
但是，确认诉讼原型观并未获得学界的普遍认可，批判者认为确认诉讼原型观将个别诉讼之目的与诉讼制度之目的同一化，忽视了诉讼类型自身的差异性[10]。[15]翁岳生主编：《行政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1345页。所谓公法上的结果除去请求权，是指对于行政行为所造成的、且仍持续存在的不法结果，作为受害方的相对人或第三人请求行政机关排除该事实状态的行政法上的实体权利。如果将此类诉讼设计为给付诉讼，即使原告获得胜诉判决，只要行政机关抗拒执行，公民的权益就无法获得及时的救济。
在诉讼法理上，撤销诉讼与确认诉讼、给付诉讼、形成诉讼这三种类型中的哪一种相对应，则涉及到行政撤销诉讼的性质判断问题。根据私法自治原则，当事人民事权利的行使，根据其意思表示的方式作出。基于诉讼经济之考量，并避免裁判结果相互抵触，本文认为，对于有负担内容的行政行为，原告在提起撤销诉讼的同时，可以一并提出诉讼请求。在行政撤销诉讼中，原告提出的权利主张是否成立是其获得法院胜诉判决的前提，应为法院审理和裁判的对象，法院应根据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作出裁判，遵守诉判一致原则。
在民事诉讼法上，既判力主观范围的界定遵循既判力相对性原则，即既判力限于在受判决约束的当事人之间发生作用。撤销诉讼旨在原告借助法院的力量，变更现有的法律关系，相对于其他诉讼类型，撤销诉讼具有优先性与排他性。
形成诉讼法定主义是民法上设定形成权行使方式的基本原则。1.行政撤销诉讼判决形成力之基准时在形成之诉中，原告胜诉的，即法院承认原告变动既存的行政法律关系的请求，此判决为形成判决。
其诉讼判决具有形成力，既判力主观范围的确定应遵循既判力相对性原则。否则，当事人私法上的自治权将被法院所取代，私法自治原则也会因此而被破坏。[28]参见前引[15]，翁岳生书，第1441页。[6]参见江利红著：《日本行政诉讼法》，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版，第461页。在立法中如何设计排除违法行政行为公定力的诉讼形式，从而为行政相对人及第三人提供一套无漏洞且富有实效的救济制度，则涉及到立法对各种诉讼种类的价值衡量与选择。其一，从权利救济的角度考察。
因此在行政诉讼中，并不存在形成诉讼法定主义。因为法院裁判是以当事人间言辞辩论时提出的主张为基础，由于案外人没有参加诉讼，从而实际上丧失了提出主张和攻击防御的机会，因此，法院对诉讼标的作出的判决，其既判力仅于诉讼当事人之间发生作用。
[13]参见前引[5]，叶百修、吴绮云书，第129页。将来行政诉讼法的修改，应明确规定行政诉讼的基本类型，并根据不同诉讼类型的结构差异，分设诉讼程序，以程序的精细化与多元化为目标。
而确认诉讼是当事人对于现存的行政法律关系是否存在或是否成立存在争议，原告请求法院予以确认的诉讼类型。[21]林莉红：《行政救济基本理论问题研究》，载《中国法学》1999年第1期
比如：（1）在审查程序中，裁判所对案件的某些独立部分做出了终局性裁决。内容提要: 优劣性审查机制的引入是澳大利亚行政法领域自 1970 年代以来最为重要、最具革新性，也是最有争议的制度改革。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比如案件所涉及的问题极为复杂，那么一定程度的正式性就是必须的或者适当的。[1]但在有关裁判所的法律中，决定这个术语常常是用一种概括的方式来加以界定的，所以准确定义这个术语的内涵和外延非常困难。
See AAT Act（Cth），s．39．[13]AAT Act（Cth），s 33（1）（c）．[14]Minister for Immigration and Multicultural Affairs v Eshetu（1999）162 ALR 577 at 588。[6]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裁判所：（1）可以考虑所有证据和证人证言，包括那些没有被初始决定者予以考虑的，或者在初始决定程序中尚不存在的证据。
[29]考虑了各种改革方案之后，联邦行政审查委员会最终提出了一项建议案，力图在保留既有体制的情况下，就行政上诉裁判所与联邦法院的角色定位做出一些改革。Collins v Minister for Immigration and Ethnic Affairs （1981）4 ALD 198 at 202．Re Martin v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1982）5 ALD 277，285ff．[10]AAT Act（Cth），s．43（6）．[11]Ibid．，s．43（1）．[12]比如《行政上诉裁判所法案》第 39 条规定，除了例外情况，行政上诉裁判所应当确保所有的当事人可以获得发表观点、提交相关文件的公平机会，当事人还有权查验裁判所做出裁判依据的任何文件。
[9]（4）如果一项行政决定所依据的法律在该项决定做出之后被修改，那么裁判所将依照修改后而不是修改前的法律进行裁判。而在另外一些情况下，一定程度上的正式性（比如程序的公平）既有利于增强案件当事人的信心，也有利于赢得法律职业共同体和社会的尊重。
第一个判例是在上文提到的德瑞克案（Drake case）。从技术上讲，遵循先例原则并不适用于行政上诉裁判所，因为行政上诉裁判所并非司法机关。德瑞克向联邦行政上诉裁判所提出申诉，要求后者废除移民与种族事务部长所签署的驱逐命令，联邦行政上诉裁判所没有支持德瑞克的申诉，维持了移民与种族事务部长的行政命令。（2）裁判所做出了将会对裁决结果造成不可逆转影响的程序性判决。
不过，有相当多的证据表明，行政上诉裁判所的裁决被认为是具有权威性的——虽然行政机关不受裁判所裁决约束，但它们还是会认真考虑该裁判所的裁决（或者裁决中所表明的态度），在涉及法律问题时，这一点尤为明显。[23]不过，在一些特殊的案件中，如果一方当事人对中间裁决和临时性裁决提出上诉，法院也可以受理。
[37]（二）纠问权和非正式性为了弥补司法审查过于刻板和技术化的弊端，《联邦行政上诉裁判所法案》规定，裁判所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应当依照本法案和其他授权法案的规定，以更少正式性、技术性且更迅速的方式，合理处理提交给其的案件。审查结束后，其可以：（a）确认该项决定。
[31]三、优劣性审查中的几个争议问题（一）审查主体的性质如上所述，作为优劣性审查的审查主体，行政上诉裁判所实际上兼具了司法权和行政权两种功能，如何定性这种混合式审查机构的性质，就成了一个有争议的问题。裁判所之所以有权审查某一项决定，是因为其被法律赋予了审查初始决定这项权力，而且当事人请求其行使这项权力，而不是（或主要不是）为了证明初始决定是错误的或违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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